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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所见“志”类文献
2018年07月10日 09: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段澜涛 张继军 字号
关键词:先秦时期;《左传》;“志”

内容摘要:“志”在先秦时期体现为一种关于国家治乱兴衰和政治规则、人生经验的书面总结,其目的在于以格言等通俗的方式对世人进行警示和教化,是在当时贵族中广泛流行的政治箴言和人生谚语。因此,先秦时期“志”类文献的篇幅都相对较短。

关键词:先秦时期;《左传》;“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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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在先秦时期体现为一种关于国家治乱兴衰和政治规则、人生经验的书面总结,其目的在于以格言等通俗的方式对世人进行警示和教化,是在当时贵族中广泛流行的政治箴言和人生谚语。因此,先秦时期“志”类文献的篇幅都相对较短。

  “志”是先秦时期出现的一种史籍体裁。“志”最初用作动词,多是“记”的意思,《康熙字典》明确将“志”解释为“记”,“志,记也”。记必由心,故而先秦时期的“志”又往往与“心”相联系,“心”代表了“志”的重要内容。《说文解字》训“志”为“心之所之也”。《论语·学而》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朱熹解释为“心之所之谓之志。……志乎此,则念念在此而为之不厌矣”。《毛诗序》也强调“在心为志”。在此基础上,人们往往把那些用心记录下来的文字称为“志”,“凡史传记事之文,曰‘志’”。《周礼·春官·小史》有“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郑玄认为此处的“邦国之志”就是“《春秋传》所谓《周志》”,也就是《左传》中提到的周代的某种类型的史书。值得一提的是,“志”古时在用法上通“识”,《周礼·春官·保章氏》有“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郑注认为:“志,古文识,识,记也”,颜师古也认为“志,记也。积记其事也”,《尚书·益稷》有“书用识哉”,就是这样的用法。

  《国语·楚语上》记载:“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处,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在这里,“志”显然是与“春秋”“世”“诗”“礼”“乐”“令”“语”“训”“典”等相并列使用的。可见,“志”是先秦时期诸多文献体裁中的一种,是对某一类文献的统称,而不是某部文献的专名,其基本功能与其他文献一样,都是用于“记言”和“记事”,即一般意义上的“书”。但是,“志”与其他文献体裁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它是一类具有相对稳定功能的专门文献。对此,刘起釪在《古史续辨》中指出:“这种作为史书专名的‘志’,又往往记载当时政治生活中所应注意的要求,或某种规范、某种指导行为的准则等种种近似于格言的守则性的话。”由此可见,“志”在先秦时期体现为一种关于国家治乱兴衰和政治规则、人生经验的书面总结,其目的在于以格言等通俗的方式对世人进行警示和教化,是在当时贵族中广泛流行的政治箴言和人生谚语。因此,先秦时期“志”类文献的篇幅都相对较短。

  《左传》中经常出现各种各样的“志”,命名方式复杂多变,这说明“志”类文献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应用范围也非常广泛。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左传》中所见的“志”类文献大多都是只言片语的引用,非常零散,全文基本都没有流传下来。当然,这种现象也符合“志”类文献内容大多以格言、箴言、谚语为主的性质。

  首先,《左传》中“志”类文献最常见的情况是直接以“志”命名,如《襄公四年》有“《志》曰:‘多行无礼,必自及也’”;《昭公元年》有“《志》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哀公十八年》有“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对于《志》的类似引用还可见于《襄公二十五年》《昭公三年》等。《左传》中所引的这类《志》,往往没有明确的年代、书名、篇章、作者等相关信息,但其内容又多见于传世文献,如《隐公元年》有“多行不义,必自毙”,而隐公元年比襄公四年早150余年;“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一语亦可见于《礼记·曲礼》;《论语·颜渊》也有“克己复礼为仁”的表述。当然,这种情况也符合人们对于早期文献的传统认知,即先单篇独行而后才逐渐结集成册。

  其次,《左传》中“志”类文献有以朝代或诸侯国命名的,如《文公二年》“《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杜预认为“《周志》,周书也”,孔颖达则进一步指出“谓之《周志》,明是周世之书。不知其书何所名也”。然而,这句话并不见于《尚书·周书》中的任何篇章,反而《逸周书·大匡解》中载有类似文字,即“勇如害上,则不登于明堂”。二者相较,文字略有不同,但文意并无二致。事实证明,《左传》中所引的“书”或“周志”等文献,不只是出自传世本《尚书》中的《周书》,还包括大量《逸周书》的内容,这种现象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西汉刘向看来,《逸周书》作为周代的诰誓号令,实际上是“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在这里,“孔子所论百篇”指的是孔安国所说的《尚书》,而百篇“之余”作为孔子从《尚书》中删除部分的结集,应该就是指《逸周书》,二者同出一源。此外,《左传》中还有“郑志”“宋志”“齐志”等用法,这说明“志”在先秦时期各个诸侯国是普遍存在和广泛使用的。

  再次,《左传》中“志”类文献有以功能命名的,如僖公二十八年,楚子在论述晋军不可敌时,引用了《军志》的论述,“《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处所论显然是用兵之道。类似的表述还可见于先秦时期的兵法名著《吴子·料敌》。《宣公十二年》有“《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昭公二十一年》有“《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这两处都是在敌我对垒的情况下对于用兵之术的讨论。可以看出,这里的《军志》所论述的都是行军布阵的原则、谋略与方法,体现了对古人军事斗争智慧的总结,应该就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兵书。

  最后,《左传》中“志”类文献还有以人物命名的,如成公四年,鲁公访晋归来之后,打算叛晋盟楚,却遭到了季文子的强烈反对,其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襄公三年,郑伯嗜酒误国,逃到了许国,大臣们商议对策,子皮提出“《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这句话也见于《尚书·仲虺之诰》。相传,史佚是西周初年的太史,仲虺更是成汤时期的良相,《尚书》中专门设有一篇《仲虺之诰》。可以看出,《左传》所引此类之“志”都有相对明确的作者和出处。当然,考虑到早期文献的流播状况,也有可能是后人假托前人所作。但无论如何,以人名“志”是《左传》“志”类文献的重要方面。

  《左传》中还能见到“周任有言”“先民有言”“古之有言”等提法,可以看作对于“志”类文献的必要补充。秦汉之后,以“志”名书、名篇的现象大大增加,如《汉书》中有《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和《艺文志》等,“志”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历代史书的重要体裁和表现形式。

  (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1252Z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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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段澜涛 张继军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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