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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盛京私志《辽载前集》考述
2020年02月19日 09:19 来源:《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4期 作者:武玉梅 安大伟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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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清康熙中期林本裕所著《辽载前集》,是清代盛京地区成书最早的私修志书,清修《四库全书》曾将其列入存目,但其价值如何,学界迄今未有明确认识。本文对《辽载前集》的作者、编纂时间、版本、内容、特点、价值进行系统考述,确定该书作者生年为顺治九年(1652);成书时间不是一般认为的康熙二十九年而是康熙三十年(1691);现存抄本至少五种,以台北傅斯年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收藏抄本最早,抄成于雍正年间;具有重视记述“琐屑事情及历来故实”、不强调盛京留都地位、采摭资料丰富等撰述特点;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既可补充官修志书的史料价值,又有对康熙《盛京通志》的校勘价值。

  关键词:林本裕;《辽载前集》;方志;价值

    作者简介:武玉梅,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安大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清康熙年间东北地区涌现出编修地方志的热潮,而《辽载前集》修竣于康熙三十年(1691),是清代盛京地区成书最早的私修志书。金毓黻先生对此书评价甚高,认为“《辽载》及《辽海志略》,更为补《盛京通志》之未备而作。居今而欲考览东北史,断难束此书而不观”。然而学界对该书关注不多,许多问题尚未厘清,比如作者林本裕的生卒年、曾任官职,《辽载前集》的成书时间、卷数、版本,作为私修志书有何特点,对《盛京通志》有哪些补充等等,故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本文利用韩国文献补充作者生平研究,并对《辽载前集》的成书时间、卷数、版本、内容进行考述,总结其特点与价值。

   一、《辽载前集》的作者

  林本裕(1652-?),清奉天盖州人(今辽宁盖县),字益长。其先祖林文在明初因任官于盖州而在此地安家,以后世居盖州。清朝初年,林本裕的父亲林天擎考中举人,后历任湖广、云南、延绥、南赣等地巡抚,故林本裕“生于吴楚,长于云贵”。林本裕“少为吴三桂书记”,曾做过吴三桂的幕僚。后在陕西洮州卫任官,所任之职应为掌印守备。清廷平定“三藩之乱”后,林本裕受到牵连,遭削官回籍。自康熙二十二年(1683)开始,林本裕在盛京城生活了五十余年,自号“废民”“辱翁”。据载,林本裕“家居沈阳城西,托病聋不与世相闻”,所居之处,“堂宇宏邃,花石错列,藏书万卷”。因他是林天擎的第四子,故人称“林四老”。

  林本裕是康雍乾时期盛京著名文人,精篆刻,在音韵学、金石学方面均有造诣,所作《吴三桂搬家案记略》是研究吴三桂的第一手资料。朝鲜使臣李日跻、尹得和、李喆辅、李橿等都拜访过他,探讨时事与学问。林本裕与朝鲜学者柳约都精于篆刻,“有往复书,托以异域知己”;与朝鲜使臣安某号梦赉者亲熟,曾送予他柱联一对,曰“四壁墨华晖旭彩,一帘香篆霭晴云”。

  韩国史料中多处记载朝鲜使臣和学者与林本裕在时事、诗词、金石等方面的交流,是研究林本裕生平事迹的重要资料。

  关于林本裕生卒年,文献没有确切记载,我们根据朝鲜史料中不同时段对其年龄的记述,推测其确切生年为顺治九年(1652)。

  其一,韩国史料《同文汇考》补编卷五“(辛亥)谢恩兼冬至行书状官李日跻闻见事件”中,朝鲜官员李日跻写到:“臣到沈阳,因人致意本裕,即来访,年方八十”,末尾时间记为雍正九年(1731)。古人年龄按虚龄计算,前推79年,林本裕生年当为顺治九年的1652年。

  其二,朝鲜使臣李喆辅《丁巳燕行日记》记载,李喆辅于乾隆二年(1737)九月十五日与林本裕会面,其时林本裕“年方八十六,而精华溢面,眉目端秀”。这一记载,与前一条记载的年龄恰好吻合,乾隆二年(1737)前推85年,也是顺治九年(1652)。

  所以顺治九年(1652)为林本裕之生年,当确凿无疑。

  至于卒年,目前未见记载。乾隆三十年(1765),朝鲜学者洪大容来华,行至宁远时,曾向当地举人王渭(王渭时年二十九岁)询问关林本裕的情况:“余问山海关人林本裕,原是吴三桂部下,以善图章名闻东国,君岂闻之乎?并答云未闻。”此时应早已去世。韩国文献中有林本裕“年九十余”的记载,但考证后,发现并不可靠。

  二、《辽载前集》的成书时间、卷数、版本

  林本裕年少时,其父为使其不忘家乡,即“教以乡土之形势、风景、事迹、人情,无不详尽”,使林本裕对家乡有充分的了解。回籍定居沈阳后,林本裕“因念先人言”,“上稽历代史籍,旁考诸家说部,折衷于昭代《盛京志》”,复得其“颇识前言往迹”的长兄林本元指点,编成《辽载前集》。此书序云:“遂成书两集,命曰《辽载》,《前集》则昉龙门志乘,《后集》则昉涑水编年。”也就是说,林本裕所编写书籍名为《辽载》,包括《前集》与《后集》两部分内容,《前集》仿司马迁《史记》“八书”形式,《后集》仿司马光《资治通鉴》编年形式,可惜《后集》未见流传。

  关于《辽载前集》的编纂时间,因作者自序写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十月,故一般认为该书完成于康熙二十九年,但此书成书,应在康熙三十年(1691)五月以后,因为《辽载前集》中,有两处康熙三十年的内容:

  其一是“学校第八”中记载:“国子监,康熙三十年五月内设祭酒,以礼部侍郎代管,司业一员。”

  其二是“图考”部分的《盛京城阙图》中画有兵部衙门图,而盛京兵部是康熙三十年三月增设的。

  该书在清代不曾刊刻,仅以抄本流传,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该书被报送到四库馆,因为“留都记载,而地名仍题前代之称”,被四库馆臣认为“于体例终为乖忤”,“是亦不检之过也”,将其列为存目。

  收入《四库全书总目》的《辽载前集》为“两淮马裕家藏本”,说明该书曾为大藏书家马裕收藏,其后浙江学者赵学敏、江西学者李有棠等都曾引用过该书,浙江丁氏兄弟也收藏过该书,可见此书的知名度。

  关于《辽载前集》的卷数,《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存目三》、《清文献通考·经籍考》、《清朝通志·艺文略》、《清史稿·艺文二·地理类》中均作“二卷”。清丁丙《八千卷楼书目》载“《辽载前集》二卷,《辽载》二十一卷”,《中国方志大辞典》记“《前集》即为总论、图考,余者二十一门即为《后集》”。这些记载都是不正确或不确切的,如果按《盛京通志》分卷法,谓之“二十一卷,首总论、图考二卷”可也,或者就是不分卷。

  该书虽列入四库存目,遗憾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及2001年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并未将该书收入。目前笔者调查所知,此书存世抄本五部,影印本一部,点校本一部。

  五部抄本分别收藏于台北傅斯年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吉林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傅斯年图书馆藏本为清抄本,一册,首页钤有“竹书堂”“钱塘丁氏藏书”“傅斯年图书馆”印,末页钤有“八千卷楼藏书之记”“史语所收藏珍本图书记”印,可知其原为晚清钱塘丁申、丁丙的八千卷楼藏本。该抄本避讳“玄”“胤”,但不避讳“弘”“琰”“宁”等字,可证为清雍正年间所抄。

  南京图书馆抄本首页分别钤有“八千卷楼”“四库坿存”“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藏书”三枚藏书印,“八千卷楼”“四库坿存”均为丁氏藏书印,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原名江南图书馆,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创建,并于同年购得丁氏八千卷楼藏书,该馆后并入南京图书馆。可见,南京图书馆所藏与台北图书馆所藏抄本均出自丁氏八千卷楼,对比两个抄本,发现行款完全一致,均为半页十二行二十四字(抬头除外),只是南京图书馆本字迹更精美些。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抄本为建国后抄本,行款与前二者一致,应抄自南京图书馆本。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本亦应抄自南京图书馆本。金毓黻曾于1937年雇人于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抄录《辽载前集》,1964年,金毓黻家属将其藏书大部分售与东北文史研究所(吉林社会科学院前身之一),这批书后为吉林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收藏,故该本或为金毓黻雇人抄录之本。

  吉林大学图书馆所藏为建国后抄本,线装,2册,不分卷。

  影印本为2016年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台北傅斯年图书馆藏本,收录于《傅斯年图书馆藏未刊稿钞本·方志》第十五册。

  校注本为2016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林本裕与<辽载前集>》,校注者为高文俊、冯海英、肖莉杰,前言未明确说明用何底本,但提及吉林社科院图书馆藏本,且校点者为吉林社科院图书馆工作人员,故可推知所用底本为吉林社科院图书馆藏本。此本无《图考》部分,对林本裕及《辽载前集》未做研究,有标点,无注释。  _

  三、《辽载前集》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辽载前集》属于志书体裁,前有“辽载序”“辽载前集目次”“辽载前集总论”“图考”几个部分,余分二十一门叙述辽东地理风物,十万字左右。

  《辽载序》是作者林本裕为《前集》与《后集》所作总序,说明写书宗旨,落款为“废民林本裕益长氏序”,时间为“康熙二十九年岁次庚午孟冬中浣之吉”。

  《辽载前集》的《总论》部分,开篇解释了辽、辽东、辽阳、三韩、襄平名称的由来,并说明因为“今则于沈水之阳建为盛京,方舆之广,自昔莫伦”,所以要“绘图以揽其全”,并“考古证今”以载盛京地理风物,接着说明了各目设置及排序缘由。

  《图考》部分包括七幅图:“盛京城图”“盛京全图”“奉天府形势图”“锦州府形势图”“乌拉宁古塔形势图”“长白山图”“医无闾山图”,前有以“废民曰”开篇的小序,说明志书有图的必要性以及选绘各图的缘由,在《盛京城图》前后,有“宫殿考”的文字说明,对盛京宫殿进行了简单介绍。对比清康熙年的《盛京通志》,发现此七幅图均采自《盛京通志》,只是内容有增删。

  其下二十一门分别为:建置沿革第一,形胜疆域第二,星野第三,山川第四,城池关梁第五(边门附),驿站舟舰第六,户口田赋第七(庄税附),学校第八(选举附),风俗第九,坛庙祠祀第十,古迹第十一(陵墓附),职官第十二,名宦第十三,流寓第十四,人物第十五,孝义第十六,列女第十七,隐逸第十八,方伎第十九,仙释第二十,物产第二十一。一些需要分区的门类下按照奉天府承德县、辽阳州、海城县、盖平县、开原县、铁岭县,锦州府锦县、宁远州、广宁县,兴京,凤凰城,金州城,乌喇,宁古塔的顺序来写,时间上起于先秦,下讫于清康熙年间,但“名宦”“流寓”“人物”“孝义”“列女”“隐逸”“仙释”诸门均截止到明朝而未载清初情况,“学校第八(选举附)”未见“选举”之内容。

  二十一门中,十一门有以“废民曰”开头的完整志序,而职官、名宦、人物、孝义四门志目下有仅两三句话的说明,学校、坛庙祠寺、古迹、流寓、列女、方伎六门则志序全缺,不知是作者未写,还是抄录者有意未抄。

  作为一部私修志书,《辽载前集》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重视“琐屑事情及历来故实”的记述。不同于官修志书的“典章文物备录详书”,本书的重点是“细载吾乡事实”。正如作者所说,《辽载前集》的主要史料价值集中在物产、山川、古迹、城池、关梁、驿站等“琐屑事情及历来故实”。这些部分有不少超出康熙《盛京通志》的内容。清乾隆年间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记秦椒,光绪年间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中记始平军、记浑河,记奉国寺、大广济寺,《金史纪事本末》中记松花江,均引用了《辽载前集》的内容。可见此书有关东北物产、山川古迹的资料在清代已为学者重视。因后面有详细论述,茲不赘言。

  第二,不特别强调盛京的留都地位。同《盛京通志》官修志书特别强调盛京留都地位相比,《辽载前集》虽也根据实际情况,不没盛京为留都的事实,但并未特别强调其留都地位。林本裕不仅书名舍“盛京”而称“辽”,在“总论”及各志志序中,称该地区亦多用“辽”而非“盛京”,而且,在志目的设置上,也没像官方志书那样表现出留都志书与一般志书的不同。比如康熙《盛京通志》在开列地图后,先列“京城志”“坛庙志”“山陵志”“宫殿志”“苑囿志”,都是与皇家相关事宜,然后才是一般志书中的“建置沿革志”,但《辽载前集》在开列地图后,开篇就是“建置沿革第一”,坛庙与祠祀合并为“坛庙祠祀”志,列为第十,其它四志则未列目。

  对清朝的发祥地兴京,《辽载前集》也不像官修志书那样特殊对待。比如“建置沿革”部分,《盛京通志》在总述盛京地区建置沿革后,首先叙述兴京的建置沿革,然后才是奉天府及所属州县、锦州府及所属州县等的建置沿革,《辽载前集》则总述盛京地区建置沿革后,先述奉天府及所属州县建置沿革,然后是锦州府及所属州县建置沿革,之后才是兴京;在“山川”部分,《盛京通志》先述兴京境内山川,之后是奉天府境内、锦州府境内山川,《辽载前集》则先载奉天府境内、锦州府境内山川,然后才是兴京境内山川;“风俗”部分,《盛京通志》总数盛京地区风俗后,分述各地风俗时也是先述兴京,再述其它地区,但《辽载前集》的分述顺序依然是先奉天府、锦州府,然后才是兴京;在“祠祀”部分、“古迹”部分,亦是如此顺序。

  第三,采摭资料丰富。作者自言本书是“上稽历代史籍,旁考诸家说部,折衷于昭代《盛京志》”编纂而成,《四库全书总目》也认可此书“备载盛京故事”“亦颇勤于搜采”。书中提到书名的文献就有《盛京通志》《尔雅》《埤雅》《说文解字》《方言》《古今注》《玉篇》《春秋元命苞》《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唐书》《辽史》《金史》《明一统志》《辽东志》《本草纲目》《本草原始》《皇明经济文辑》《北征记》等,还引用了“元志”,即《大元一统志》。当然,该书参考最多的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成书并刊刻的《盛京通志》,其中一多半资料直接转引自康熙《盛京通志》。

  四、《辽载前集》的史料与文献价值

  林本裕的《辽载前集》以康熙《盛京通志》为基础,参考诸书与父兄及自身见闻著成,比较严谨可信,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辽载前集》提供了康熙二十三年至康熙三十年间的东北史料。康熙《盛京通志》刊刻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而《辽载前集》所记的时间下限在康熙三十年(1691),所以该书提供了不少前书所无的资料。如《辽载前集》在“建置沿革第一”“城池关梁第五”记载了爱浑的“墨(原本误抄为“黑”)尔根”“牙尔萨城”的情况,墨儿根城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时筑成,而雅克萨城是在中俄两国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签署《尼布楚条约》后才重新归入清朝版图;在“驿站舟舰第六”中记载了黑龙江、吉林地区的25座驿站,这些驿站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末朝廷批准建立的。林本裕之子林玠任锦州十三山驿丞,或为其提供了相关资料。书中记录了驿站的名称、位置、职官、站丁,可补充《黑龙江将军衙门档》对此的记载,有助于研究清代东北驿站交通。《图考》的“盛京城图”标记了康熙三十年设立的盛京兵部衙署的位置,亦可作为研究盛京官制的参考。“学校第八”中记“国子监:康熙三十年五月内设祭酒,以礼部侍郎代管,司业一员”,笔者查阅《清圣祖实录》《钦定大清会典》《清史稿》《钦定八旗通志》以及“清三通”均无此条记载,当为研究清朝国子监职官的重要史料。

  其次,《辽载前集》补充了康熙《盛京通志》所漏载的史实。《辽载前集》重在“细载吾乡事实”,故补充了不少康熙《盛京通志》没有记载的信息。比如在“坛庙祠祀第十”述景祐宫时,明确记载了景祐宫的位置:“在皇殿大清门外,东阙门内”,康熙《盛京通志》则未载这一信息。具体说来,以下四个方面,《辽载前集》补充漏载史识较多。

  第一,地图资料。《辽载前集》的《图考》详细标明了清初盛京地区山川、古迹、建筑的具体位置,其中不少为康熙《盛京通志》所未载。如《盛京城图》中,除与康熙《盛京通志》一样标出盛京八门的正式名称外,还明确标示出其俗称:“大东门”(抚近门)、“小东门”(内治门)、“大南门”(德盛门)、“小南门”(天祐门)、“大西门”(怀远门)、“小西门”(外攘门)、“大北门”(福胜门)、“小北门”(地载门),另外还有“将台”“大清门”的名称也是康熙《盛京通志》所无,而《辽载前集》增加的;《盛京全图》中的东海、混同江入海处、艾浑、墨儿根(城)、遂分河、大巴库湖、海兰河、俄莫赫湖、拉木山、分水岭、子山、范河、天柱山、纳绿河、开运山、苏子河、加哈河、撒木禅山、昂邦牙哈河、库鲁纳窝集、额黑峰的名称图形,亦为康熙《盛京通志》所无而《辽载前集》增加的;《奉天府形势图》中的开运山、纳绿河、加哈河、太子河、沈水,《锦州府形势图》中的医巫闾山,《乌喇宁古塔形势图》中的艾浑、墨儿根、大巴库湖,《长白山图》中的辽吉善河,《医巫闾山图》中的清安寺(即观音阁)、灵狗寺等,均为康熙《盛京通志》所无。

  第二,山川古迹资料。《辽载前集》对山川古迹的记载中也有超出康熙《盛京通志》的内容,所提供的东北地区资料对今人研究东北历史地理、开发旅游资源具有一定价值。如“山川第四”记辽河,“古有拘柳二河,至此相合”;记大阳阿岭河,“东南一百九十五里源出边外,由商家台入清河”;记噶桑阿河,“由英额边门南一里流入,三里归浑河”;记“沛水”,参考了《说文解字》卷十一中“沛”字的内容,“沛水出辽东,番汉塞外,西南入海”;记福陵“俗呼为东陵”,昭陵“俗呼为北陵”,永陵“俗呼为老陵”,可见早在清康熙年间关外三陵就有此别称。记渤海,引用了明朝陈其傃《皇明经济文辑》中所录的周弘祖《辽东论》:“天津海道止可达于广宁迤西一带,其金复海等处,仍以登莱海道为径。”记永安桥,“有碑石尽绿色金星”。记辽皇都,引用了《辽史》中《地理志·上京道》的记载:“上京本汉辽东郡西安平之地。”记辽中京,引用了《辽史》中《地理志·中京道》的记载:“秦为辽西,汉安平县也。圣宗见七山云气有楼国状,因建都。”

  第三,物产资料。“物产第二十一”虽是全书最后一部分,但却是全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小序云:“辽产珍异不可胜载,惟民以食为天,谷属在所宜详。其余则此土所出,而他处或鲜者载之。抑他处虽有,而此产独佳者载之。若夫经籍所书,今古不无异同,毋问其物之微,俱当详载而辨析之。”作者引经据典,介绍了动植物的学名俗称、形貌特征、分布地域、食用方法、功能用途,对研究清代东北地区的风物民情、社会经济生活具有重要价值。其中不少内容为康熙《盛京通志》所未载。如记谷类之苏,“《尔雅》谓之桂荏,《本草》有紫赤二种,今土产多青者也。收子打油,地鲜柔油,食用、燃灯俱此油也”。记草类之苇,“今土人取以织席”。记花类之玫瑰花,补充山刺玫的颜色、味道及吃法:“结子红色,味甘涩,可食,蜜煎尤宜,独异他产。”记果类之葡萄,“山葡萄,……蜜煎之亦佳”,稠梨子,“味酸涩(原本误抄为“后翟”),形似李而小,色似樱桃,而紫核亦如李”。记药类之黑附子,“《本草原始》云:‘自辽东来货者甚多’。每呼为附子,今名两头尖,象形也。似草乌而两(原本误抄为“丙”)头锐,黑色,主治风湿(原本误抄为“泾”)及金疮,多入膏药中用,诸家《本草》无载之者”。

  记“兽类”之马,“又一种高丽所产,形小如川马,善走,多系儿马,课马而无骟者,彼国法然也”。灰鼠,“皮灰色,腹毛白,可为裘”;香鼠,“似鼠,头嘴大而身长”;鼫鼠,“《本草》作黄鼠,肥美可食”;银鼠,“尾尖黑,可为裘”。

  记“虫类”之蚕,“按箕子封朝鲜,教民田蚕织作,至今高丽有蚕。又元胡秉彝知锦州,编苗司农《栽桑图》及筑园栽桑,听民移植,民乃衣食饶足,则辽地自宜蚕,特今无畜之者耳”。蝎,“《明志》载辽阳蝎台旧有大蝎,今甚少”。

  记“货类”之红火石,“色赤而洞明,可以击火”。棉,“今辽盖平县北,户种之以为生,商贾贩去登莱及货与高丽”。盐,“御厨中后煎虾,洁白,俱用”。

  第四,人物资料。人物资料方面,对康熙《盛京通志》也有所补充,如“人物第十五”中唐代的李密及其事迹是康熙《盛京通志》未载的,此外对蔡彤、李膺、贺钦等人事迹也有所补充,“仙释第二十”记张三丰,也有康熙《盛京通志》未载的内容。

  再次,《辽载前集》对康熙《盛京通志》有校勘作用。同为记载盛京地区的志书,《辽载前集》又多参考康熙《盛京通志》,内容相同处颇多,故二者可以互为校勘。《辽载前集》中《医巫闾山图》中的“牛角寺”,康熙《盛京通志》记为“羊角寺”,考《盛京通志·祠祀志·广宁县》,确为“牛角寺,县城西北二十八里”;该图中的“北镇庙”,康熙《盛京通志》记为“北镇”,考《盛京通志·祠祀志·广宁县》,确为“北镇庙”。

  再如爱浑城的建筑时间,康熙《盛京通志》记载为“康熙二十三年奉旨筑城于此”,《辽载前集》记为“康熙二十二年筑城”,考查实际建筑时间,《辽载前集》正确。当然,因为《辽载前集》以抄本流传,文字抄写错误不少,康熙《盛京通志》对其校勘作用更大。

  正因为《辽载前集》资料有超出康熙《盛京通志》之处,故为学者所参考,如清乾隆年间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记秦椒,“李成裕(误,应作林本裕)《辽载》:秦椒,一名番椒,形如马乳色,似珊瑚,非《本草》秦地之花椒”。光绪年间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记始平军,“林本裕《辽载》云:始平军界内有蛇山、狼山、黑山、巾子山”;记浑河,“林本裕《辽载》云:浑河在辽阳城南十里,一名小辽水”,记奉国寺、大广济寺,“林本裕《辽载》云:奉国寺,在义州城内,殿高七丈,佛像称是。一名七佛寺,建于辽开泰中。又,大广济寺,在锦州城内,唐末建有白塔,十三层,高二百五十丈,造于辽清宁间。后降舍利藏之。金高琏有记”。李有棠《金史纪事本末》记松花江,“林本裕《辽载》云:一名宋瓦江,即松花江,在开原北千五百里”。

  五、结语

  现存清康熙年间以前成书的东北方志,有元朝戚辅之《辽东志略》、明朝官修《辽东志》《全辽志》、冯瑗《开原图说》、曹学佺《辽东名胜志》,清康熙年间官修《盛京通志》《承德县志》《锦州府志》《锦县志》《广宁县志》《宁远州志》《盖平县志》《辽阳州志》《铁岭县志》《开原县志》、方拱乾《绝域纪略》、张缙彦《宁古塔山水记》、杨宾《柳边纪略》、吴桭臣《宁古塔纪略》、方式济《龙沙纪略》、林本裕《辽载前集》等二十余种,而《辽载前集》是清代盛京地区成书最早的私修方志,具有重要价值,尤其地图、山川古迹和物产三方面资料价值尤高,多他书所未载。因此,林本裕所著《辽载前集》值得清史、东北史研究者重视并利用。

  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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