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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图经向方志的转变 ——以图的变化为中心
2020年02月10日 09:43 来源:《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 作者:王旭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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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宋代是图经向方志转变的过渡期,这种转变鲜明地体现在经“图”的变化上,即图数量的减少和图类型的变化。究其原因,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减弱与地方官员、士绅势力的上升是这种文化表象的社会政治背景,而地方士人参与到地方志书的修撰乃是转变的催化剂。农田水利、书院等图表达了地方官员治理地方的需求,而风景、先贤等图则反映了地方士绅弘扬地方文化的愿望。

  关键词:宋代;图经;方志;地图

    作者简介:王旭,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四库馆臣论及历代地志时有一总结:“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元、明以后,体例相沿。列传侔乎家牒,艺文溢于总集,末大于本,而舆图反若附录,其间假借夸饰,以侈风土者,抑又甚焉。王士祯称《汉中府志》载木牛流马法,《武功县志》载织锦璇玑图,此文士爱博之谈,非古法也,然踵事增华,势难遽返。今惟去泰去甚,择尤雅者录之。凡芜滥之编,皆斥而存目。”认为宋代的《太平寰宇记》是州县志书之滥觞,明清地志的形态正是在继承宋代特征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宋代作为地志体例的大变革时期,实现了由图经向方志的转变,这种转变鲜明地体现在“图”的变化上。

  图经中的地图虽然一直被方志学和地图学的学者所重视,但研究多侧重于地图要素和地图蕴含的思想文化史意义方面。较少有学者将图经中的“图”剥离母体,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至于经“图”的类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社会政治背景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更是无人论及。而就学术史和地图学史而言,这一类问题的探讨更具价值,因为它并非满足于现象本身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而涉及到文化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关系。

    一、图经与经“图”的变化

  今所知关于图经最早的记载来自《华阳国志》,谓:“孝桓帝以并州刺史泰山但望字伯阖为巴郡太守。……永兴二年三月甲午,望上疏曰:‘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户四十六万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万五千五百三十五。远县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乡亭去城或三四百,或及千里。’”魏晋南北朝时期,图经继续发展,《隋书·经籍二》中录有冀州、齐州、幽州三地图经以及《周地图记》、《湘州图副记》。至隋唐,图经开始兴盛,隋代有《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唐代修撰的图经非常多,据张国淦、辛德勇称,唐代各州郡已普遍纂修图经,确切可考的有《汉阳图经》、《武陵图经》等28种,其中如交趾(越南北部)、白州(广西博白)、沙州(甘肃敦煌)、西州(新疆吐鲁番)这些偏僻的边地也普遍编修图经。县级图经的编纂是这时的一大特色,如《茶陵图经》、《灵池县图经》等。至北宋,图经进入全盛时期。据今人统计,北宋修撰图、图经、志等各类地方志138种,其中有图经61部,图志3部,图籍1部,大约占总数的一半。南宋时图经逐渐势微,354种地志中,图经和图志仅有51部,所占比例大大下降。图经发展的脉络大致如此。

  今存世的图经很少,而且大多经存图佚,这也导致学界对图与经的相对位置、关系及图的内容等问题存在不同的见解。王庸先生认为:“古时所谓‘图经’,大概是一图一说、图说相间的地图。”王重民先生认为图的内容应该更加宽泛,最早的图经以图为主,用图表示该地方的土地、物产等。经是图的简要文字说明。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文字说明越到后来越多,图在图经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之缩小。六世纪的图经仍然有图有经,但是以经为主了。王永兴先生则通过对敦煌石室地志残卷的研究,得出“根据制度的内容以及‘图经’这一名称,这些地方志应以图为主,而辅之以文字说明”的结论。曹婉如先生通过分析《严州图经》,认为图经是关于一定地区的既有地图又有文字记述的著作,其文字记述部分,不是为说明地图的,而是记述地图所绘制的地区的情况。仓修良先生认为图经实际上是指卷首都冠以各种地图的著作,图经并不是说皆以图为主。而辛德勇先生则认为,图经至唐代文字记述已大大超过地图的分量,宾主互易,地图反而成为了图经的附属内容。

  如果将图经的变化赋以时间观念,则各家之说都有一定的道理。隋以前,地理书以地记和地志为主,图经少而且难以考证。隋代图经的体例在《区宇图志》中记载为“卷头有图,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则卷首有山川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公馆图”。据此,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图在每卷之首,图经还保留了一图一说的体例;第二,图与经的样式有别,图需要“别造新样”,而且绘图的纸有特殊的要求,需要二尺;第三,文字显然不是图的说明或者补充。相反,图的存在是为了“叙山川”,图、经主副地位的变更初见端倪。唐代图经的代表当属《元和郡县图志》,它的体例是“凡四十七镇,成四十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也仍保留一图一说的体例。但是唐代图经较之隋代,图和文字的关系可能更加疏远,甚至有文字与地图单独成册的情况。贞元十四年(798)十月,贾耽进《九州图》并《别录》六卷、《通录》四卷,共十卷,此《别录》和《通录》应该是对图的解释和说明文字,单独成卷。

  到了宋代,文字与地图单独成册的情况屡见不鲜。皇祐三年(1051)七月知制诰王洙等上新修地理图五十卷(《国史志》三卷)、图绘要览一卷,赐名《皇祐方域图志》。赵彦若熙宁四年(1071)年上《十八路图》二卷时随附《图副》二十卷。元丰三年(1080)十月辛酉,李德刍上《元丰郡县志》十卷,《图》十卷。《黄州图经》有四卷,而《附录》一卷。所谓《要览》、《图副》、《附录》都是地图的说明文字。志图分开,单独成册不仅说明图在图经中的地位下降了,而且是图经向方志转变的前奏。当然,这种转变也非一蹴而就。真宗年间,李宗谔修《祥符图经》,明确提到“图则作绘之名,经则载言之别”,似乎图还被放在与经同等的地位。到了神宗时期,情况发生变化,熙宁八年(1075)刘师旦言:“九域图讹舛,请删定,即成,王存言不绘地形,难以称图,更名《九域志》。”显然,原来“九域图”虽然有文字讹舛等缺陷,但还有地形图。但到了重修的时候,舆图被删除,只剩下文字,文字不再依赖舆图。今还存有两部宋代的图经,即《乾道四明图经》和《淳熙严州图经》,前者不存图,后者存九幅。这九幅图存于卷首,与文字分离,而且文字非图的说明和补充,两者没有依存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曹婉如先生已做说明,这里不再赘述。图相较文字而言,不仅内容少,而且承载的信息多与文字重合,“舆图反若附录”成为事实。以上大体是图与经关系转变的脉络。

  《区宇图志》“卷头有图”,《元和郡县图志》“每镇必有图”,说明隋唐时期图经中图的数量应该不少。到了北宋,图经中依然保存了大量的图,《皇祐方域图志》有图五十卷,《元丰郡县志》有图十卷。罗濬在《宝庆四明志序》中说:“四明旧有《图经》,成于乾道五年,盖直秘阁张公津守郡之三祀也。先是大观初,朝廷置九域图志局,令州郡各编纂以进。明已成书,而厄于兵火,遂逸其传。……由孟夏迄仲秋,成二十一卷,图少而志繁,故独揭志名,而以图冠其首。”由此段史料,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四明旧《图经》原有很多图,只是因为“厄于兵火,遂逸其传”才出现“图少而志繁”的情况;第二,地图的大量减少是图经改名为志的直接原因。南宋时期,图经完全被方志所取代,地图也大量减少,周应合编纂《景定建康志》时谓:“地理图及地名辨一卷。……此皆乾道、庆元两志之所无而创为之也。”明确提到乾道、庆元两志无地理图。

  地志由图经向方志转变的另一个表现是地图类型的变化。现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图的图经是《淳熙严州图经》,虽然南宋的图经已经“名存实亡”,文字的部分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方志,但该图经仍然是探讨经图类型的重要史料。该图经存图九幅,分别为“子城图”、“建德府内外城图”、“府境总图”,“建德县境图”、“淳安县境图”、“桐庐县境图”、“遂安县境图”、“寿昌县境图”和“分水县境图”。这九幅图可以归为“城邑图”及“辖境图”两类。又嘉定二年(1210)《海昌图经序》云:“先祖太师岐公,顷岁由工部郎知处州,作《括苍志》,绘郡境及城府为图,以便览观,遂不失图经之旨。”提到了图经应该有“郡境图及城府图”,“郡境图”属“辖境图”类,“城府图”属“城邑图”类。而全国性的图经,如《区宇图经》的“山川图、郭邑图、公馆图”也大体不出这两类。

    元代时虽然还有一些地志被称为图经,但无论从内容还是体例来看,这些图经都是方志的“异称”,与方志无异,将宋元图经进行比较,能反映图经在纵向时间轴的变化。以《长安志图》为例,该志是元代李文好的《长安图记》与宋代宋敏求的《长安志》的合刊,根据吴师道“东明李公惟中,治书西台。暇日,望南山,观曲江,北至汉故城,临渭水,慨然兴怀取志,所书以考其迹,更以旧图较讹舛而补订之,厘为七图。又以自汉及今治所废置,名胜之迹,泾渠之利,悉附入之,总为图二十有二,视昔人益详且精矣”的记载,可知图是元代补入,反映的是元代经图的情况。今保存十九幅图,分别是:“汉三辅图”、“奉元州县之图”、“太华图”、“汉故长安城图”、“唐禁苑图”、“唐大明宫图”、“唐宫城图”、“奉元城图”、“城南名胜古迹图”、“唐骊山宫图(上)”、“唐骊山宫图(中)”、“唐骊山宫图(下)”、“咸阳古迹图”、“唐昭陵图(上)”、“唐昭陵图(下)”、“唐肃宗建陵图”、“唐高宗乾陵图”、“泾渠总图”、“富平县境石川溉田图”、所缺三图是“唐宫城坊市总图”、“唐皇城图”、“唐京城坊市图”。这些图可以分为“行政区划”、“城市”、“陵墓”、“宫殿”、“禁苑”、“名胜古迹”、“水利灌溉渠道”七类。另外,宋末元初,邓牧等撰有《洞霄图志》(约成书于1305年),该书卷首有四图,即“南宋余杭县境图”、“洞霄山图”、“洞霄宫图”、“洞霄宫新图”,其中“南宋余杭县境图”是根据《咸淳临安志》中的“余杭县境图”绘制,“洞霄山图”和“洞霄宫图”是据旧籍绘制,只有“洞霄宫新图”为新作。《大德昌国图志》中原有“环山图”、“环海图”、“普陀山图”三幅图,可惜已经佚亡。

  总之,与唐宋相比,元代经图表现出如下特点:第一,地图类型突破“城邑图”及“辖境图”的局限,开始走向多样化;第二,“名胜古迹”类图占很大的比例。名胜图如“洞霄山图”、“环山图”、“普陀山图”等,古迹图如“城南名胜古迹图”、“咸阳古迹图”等;第三,图与地方的治理有很大关系,地方化明显。最典型的就是“泾渠总图”、“富平县境石川溉田图”,这种类型的图显然与文人墨客凭吊古人,寄情山水无关,也不是中央政府为了周知山川、明籍赋税而绘,而是地方官员为了便于了解地方水利而收入的“农田水利”类图。

  除了进行纵向的比较外,还需要将图经与同时期的方志进行横向的比较,以期全面展现经图类型的变化。宋代现存约十部有地图的方志,根据《宋元古地图集成》及相关材料,列表如下:

 

  

  宋代方志地图存目表

  这些方志中保留的地图有多有少,极不均衡,这实际反映了变革期体例的不稳定性。而就类型来说,保留了图经时代的很多特点,很多方志中都有“城邑图”及“辖境图”,但图类更加多样,《雍录》中就多“宫殿图”、“古迹图”,此外还有“禁院图”、“地名图”、“翰林院图”、“学士院图”、“学士都院图”,《景定建康志》中有“府学图”、“明道书院图”、“清溪先贤图”,而《宝庆四明志》中的“郡圃图”是一种花园图,《咸淳临安志》中的“西湖图”是一种风景图。这种多样化的特点与元代图经相似,这不仅反映了图经自身的演变,还反映了方志在吸收图经要素时自身的变化。与元代图经重视地方相似,宋代方志也反映了地方化趋势,将本地的名胜、古迹,甚至先贤、书院绘制成图,治理和教化地方的意图明显。

  二、经“图”变化的原因

  依前所述,宋代图经在向方志转变的过程中存在图量减少和类型变化两大特点。图数的减少

  固然与图不易抄录,较易丢失,难以保存等因素有关。但是这仅仅是流传过程中的自然丢失,文字著作也是如此,并不能解释修纂时已经出现的变化。而对于图类型变化的问题还未有学者注意到,下面针对这两种变化,论述原因一二。

  隋唐至北宋,图经的编修是在中央政府要求下进行的一种强制行为,带有官修的性质。《诸州图经集》的编修是因为中央下令各地上呈图经,后来的几次增修也是隋炀帝行政命令的结果。而唐代将图经的呈送制度化,规定各州郡每隔三年或五年要定期向朝廷上呈一次辖境地图和图经。《唐会要》载:“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请州图每二(三)年一送职方,今改至五年一造送。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后复故。”《新唐书·百官志》“兵部尚书”条载:“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地图、城隍、镇戍、烽堠、防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北宋沿袭唐例,规定“图志三岁一上”。政府下令修图经有很多具体的事例,如开宝四年(971年)正月戊午,命知制诰卢多逊、扈蒙等重修天下图经,其书迄不克成。至开宝八年(975),宋准“受诏修定诸道图经”。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李宗谔等修定《新修诸道图经》(又称为《祥符图经》)。当年十二月又下诏,“重修定天下图经,令职方遍牒诸州,如法收掌”。

  对于唐代“图经三岁一上”规定,辛德勇有不同的见解,他认为虽然每隔三年要定期上报一次地图,但纂修图经并没有固定的周期,也不可能有这样密的频度。笔者同意这种观点。而且北宋时期亦是如此,大观元年(1107)年朝廷创置九域图志局,命所在州郡编纂图经。这是北宋修天下图经的最后一次努力,“命所在州郡编纂图经”说明中央修图经是一种即时行为,随修随令,如果地方三年上一次图经,则《九域图志》的编修只需汇编地方已经上呈的图经,无需另下命令。但是,不管图经几年一上贡,或者根本不上贡,图经的修撰始终是一种政府行为,即使是平时疏于执行,但中央如有即时的规定,地方还需上贡。

  中央政府热衷于图经的修撰与它所承载的政治、军事意义有很大的关系。首先,它是中央政府对某一地正式统治的象征。如大中五年(851)七月刺史张义潮遣雄义潭将天宝陇西道图经、户籍献于朝廷,以示举州归顺之意。其次,图经承载着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较完备的图经是中央对地方进行有效统治和治理的需要,《区宇图志》的修撰主要是为了“明九域山川之要,究五方风俗之宜”。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序言中提到该志修撰之目的,谓:“况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将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之所以精研,圣后之所宜周览也。”可知,《元和郡县图志》实际上是一部以“山川险隘”、“攻守利害”为主要内容的地志。宋代的图经亦是如此,庆历二年(1041)赵珣上《聚米图经》五卷,述其修撰过程,谓:“访得五路缴外山川邑居道里,凡地之利害,究其实,作《聚米图经》五卷。”

  综而述之,图经的兴盛与中央政府的行政命令直接相关,中央政府执着于图经的编修与图经的政治、军事作用直接相关。但是强制的行政命令对于图经的发展来说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捍卫了图经和“舆图”的地位。景德四年(1007年)二月,真宗“因览《西京图经》,有所未备,诏诸路、州、府、军、监以图经校勘,编入古迹,选文学之官纂修校正,补其阙略来上,及诸路以图经献,诏知制诰孙仅,待制戚纶,直集贤院王随,评事宋绶、邵焕校定。仅等以其体制不一,遂加例重修”。这部图经修成以后便颁下诸州,并且要求地方上“每闰依本录进”。可知,虽然起先上供的图经体例不一,但修成后颁下各地,明确要求以后要依本录进,说明图经的撰修不是随意为之,而需要依据中央统一规定的体例。“舆图”作为周知地方山川风貌、关隘险阻、统辖范围最直观、最有效的形式,其地位自然难以撼动。

  另一方面,行政力的干预也阻碍了图经的“进化”。图经因其体例的原因,存在很多缺陷。首先就是太过简略,不能满足地方官员和士人的需要。《吴郡图经续记序》云:“自大中祥符中诏修图经,每州命官修编辑而上,其详略盖系乎其人,而诸公刊修者,立类例,据所录而删撮之也。夫举天下之经而修定之,其文不得不简,故陈迹异闻,难于具载。由祥符至今,逾七十年矣,其间近事未有纪述也。”根据此条材料,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地方图经的修撰动力确实来自于中央命令。第二,自祥符图经修撰后,该地七十年未新修图经,三年一贡的规定流于形式。此两点也可以证明前面的论点。第三,图经的体例因为有统一的规定,导致“其文不得不简,故陈迹异闻,难于具载”。陆游曾有“《图经》草草常堪恨,好事他年采此诗”的感叹。傅兆也认为李宗谔所上《图经》,有“简脱之病”。赵不悔在《新安志序》中说到:“徽为郡自汉始,至于今久矣。《图经》纪述其事宜详也,试考之则遗阙而不备,读者恨焉,此《新安志》所以作也。”

  其次,舆图虽然有直观性和高度概括性等优势,但它是没有数字意义的示意图,能承载的信息有限。例如贾耽曾绘制“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一轴,真实准确的反映了该地之山川形势、交通割据、军镇分布,但却有感于“诸州诸军,须论里数人额;诸山诸水,须言首尾源流。图上不可备书,凭据必资记住”,只好另撰《别录》六卷,与地图一并献于朝廷。在展示山川、关隘、交通、城邑等信息方面,舆图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北宋之前图经多以“辖境图”和“城邑图”为主的原因。但是在展示古迹、风俗、诗歌等要素方面,“舆图”的作用是有限的。“舆图”的这一缺陷也导致文字的记载受到一定限制,因为无论图经怎么变化,文字还必须围绕“图”来叙述,不可能完全脱离“图”而另起炉灶。嘉定元年(1208)所修罗鉴撰《罗山志》,他在序言中说:“嘉定元春,西昌李君以簿领摄邑事,见委编次,于是请问耆宿,搜罗逸闻,遍考诸家记载,公私碑刻,而以《祥符图经》为祖,累年汇稡,迺克成书,凡五十有一门,厘为六卷,载维诗文,不可不录,编而成集者又四卷,总十卷,名曰《罗山志》。”虽然以《祥符图经》为祖,但增加了诗文四卷,说明《祥符图经》在记载诗文方面有所缺失。

   最后,图绘制的难度大于经书写的难度,这种差异在活字印刷时代的影响尤为深刻。关于《区宇图志》中的图,有这样一则记载:“其图上山水城邑题书字极细,并用欧阳肃书,即率更令询之长子,攻于草隶,为时所重。”图上的题字都是请书法家写,想必图也是请专业人员绘制。而对于地图的尺寸和纸张也有特定的要求,长兴三年(930)尚书吏部侍郎王权奏“职方地图”事,说到“其画图侯纸到,图经别敕处分”。在任何一个时代,能够制图作画的人都比能够传抄文字的人少,绘图的难度也比书写的难度大。而就刻绘难度而言,在雕版印刷时代,刻一张图与刻一版字的难度还没有达到不可逾越的程度,图还不会被刻工放弃。而在活字印刷术兴盛的宋代,情况发生很大的变化,字模可以反复运用,这大大提高了文字印刷的效率,而相较而言,地图的画版只能用一次,费时费力,刻工选择文字而放弃地图也是理所当然的。

  总之,虽然图经存在体例上的缺陷,但是因为中央行政力量的“保驾护航”,一直保持着繁盛的势头。但这种情况到了南北宋之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北宋末期,宋廷内忧外患,中央行政力大大削弱,对地方的约束力和控制力也随之减弱,最有力的例子就是《九域图志》的编修:“大观二年四月二日,详定九域图志,强渊明上言续修其书,其书诏四方以事来上。宣和罢书局,不及成。”显然以官方之力修的《九域图志》最后并没有完成。

  到了南宋,中央政府在地志修撰上已经失去了发言权,各地地志的修编方式也从纯粹的官修转变为由地方官主持并请当地士人编修或者由当地的官员直接编修。如《绍熙江阴志序》:“郡各有志,而澄江独未之作也。吴兴施公太博知军事,慨然以为缺典,首命郡博士郑君、邑大夫徐君相与蒐猎,以编为书,庶几来者有考。”该志是郡博士郑君、邑大夫徐君受施太博之命编修。再如,《淳熙三山志序》:“乃约诸里居与仕于此者,相与纂集,讨寻断简,援据公牍,采诸老长所传,得诸闾里所记,上穷千载建创之始,中阅累朝因革之由,而益之以今日之所闻见。”“诸里居与任于此者”参与到地方志的编修。修《景定建康志》时甚至在府门置柜,允许“诸吏民父老”及“有能记忆旧闻、关于图志者”实封投柜,并且“三日一开类呈,其条具最多而事迹皆实者,当行犒赏”。

  这一时期,地方官员热衷于方志编修的原因与“图经时代”完全不同。图经的编修实质上是政治任务,是被动的行为,而方志的编修则是主动的行为。在他们看来,方志的编修不仅有利于地方的教化和管理,而且是宣扬政绩的手段。郑兴裔知庐州时撰《淳熙合肥志序》,曰:“余承乏守郡,郡之中所为,山川之广袤,守得而考之;户口之登耗,守得而询之;田畴之芜治,守得而省之;财赋之赢缩,守得而核之;吏治之臧否,守得而察之;风气之贞滛,守得而辨之。”并且强调志中记载包拯事迹是为了“彼其高风劲节,妇人女子皆化之,……可以风一国,可以型四海,贤者深其效法之心,不肖者生其愧悔之念,皆是道也。”董弅也在《严州图经序》中明确提出,图经编修,不单是为“备异日职方举闰年之制”,而且要能使“使为政者究知风俗利病,师范先贤懿绩,而承学晚生览之,可以辑睦而还旧俗,宦达名流玩之,可以全高风而励名节”。罗濬在《宝庆四明志序》也言:“道地图以诏地事,道方志以诏观事,古人所甚重也。图志之不详,在郡国且无以自观,而何有于诏王哉。欲知政化之先后必观学校之废兴,欲知用度之赢缩必观财货之源流,观风俗之盛衰则思谨身率先,观山川之流峙则思为民兴利事,事观之事,事有益,所谓不出户而知天下者也。”显然,这时地方官员修撰地志并非是为了周知山川、关隘以备军事,故以“山川、关隘、险阻、城邑”为主要内容的地图才会被舍弃。

  对于地方官员来说,他们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硬性标准,即户口、田畴、财赋等,政绩好坏,表现于此,所以《长安志图》中会出现“泾渠总图”、“富平县境石川溉田图”这些农业图。宋端平二年(1235)林刚中撰《潮州图经序》言:“图经有续,非直为风土民物记也。以郡有政绩,故亦书之,将以示方来,庶知所继乎。”二是软性标准,即地方风气、文化、名人等。林虑《吴郡图经续记》后序称是书:“举昔时牧守之贤,冀来者之相承也;道前世人物之盛,冀后生之自力也;沟渎條浚水之方,仓庚记裕民之术,论风俗之习尚,夸户口之蕃息,遂及于教化礼乐之大务。”显然,修改续记的目的是使得地方“教化礼乐之大务”。而所谓“举昔时牧守之贤”、“道前世人物之盛”、“夸户口之蕃息”只是手段,南宋方志中会出现府学、书院、先贤等图就是教化地方的载体。

  而地方士人参与到地方志书的修撰中,对经“图”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第一,他们大多是饱学之士,有较高的文字和文学修养,这使得图经中文字部分的数量和质量有了极大的提高;第二,他们并非专门的地理人才,一般都缺乏专业的绘图技能,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士人只能取长补短,忽视舆图,而较专注于文字的部分;第三,他们大多熟悉地方掌故,在搜访文献等方面有所便利,这为地方事迹、文化、古迹名胜的记述提供了可能。第四,在“乡土”观念的影响下,他们在文字上重视“地方书写”,不关注“山川关隘”、“政区沿革”,而更乐于记录和撰写当地的山川风貌、名胜古迹、艺文诗句。也正因为这样,长于展示山川、关隘、城邑的舆图被用于宣传地方文化的“古迹图”、“风景图”、“先贤图”所取代,这些图相较“辖境图”和“城邑图”,不需要非常准确,以绘意为主,绘起来也较为容易。

  三、小结

  图经在隋代骤然兴起,固然是适应时代的需要,但自出现之始它就存在体例上的缺陷,它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与中央政府的行政力密不可分,中央政府热衷于图经的编修与它所承载的政治、军事意义有很大的关系,“舆图”作为周知地方山川风貌、关隘险阻、统辖范围最直观、最有效的形式,其地位难以撼动。南北宋之交,中央控制力大大下降,在地志修撰上失去了发言权,各地地志的修编方式从纯粹的官修转变为由地方官主持并请当地士人编修或者由当地的官员直接编修,地方士绅和地方官员在地志修撰上目的上有所不同,前者是为了弘扬地方文化,通过书写当地历史沿革、山川名胜、诗词文章、名人风俗的方式来宣扬地方悠久的历史、繁荣的文化、环境的优美,达到提高知名度的目的,这是“乡土情结”的表现,无怪乎地志中多出现“古迹图”、“风景图”。后者将宣扬“地方文化”、“标榜先贤”作为手段,以期在展现自己政绩的同时达到地方安治和教化的目的,嘉定年间南雄知州孙崈撰《嘉定庚辰保昌志序》,曰:“南雄斗大州,得文献、人物之英,章相典刑之旧,州之名遂显。加以岭梅之清胜,池莲之芳腴,望安、聚远之豁舒,瑞相、蓝田之幽邃,名贤留题,宗工记叙,发越表襮,遂为岭南佳郡。比萃图志,欲刊以传远。”孙崈通过刊行图志,宣扬地方文化,达到“显州之名”的效果,这是地方治理的需求。

  如果将整个社会阶层区分为中央、地方政府和地方势力(以士绅为代表)三个层级,图经实际上是中央对地方统治和控制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无意于去宣传地方文化或者展现区域的特殊性,而旨在周知地方山川、城邑以防止地方叛乱,周知地方物产、风俗以利于地方统治,在中央权力集中且有力时,中央虽然不直接参与地方地志的撰修,但实际上对地方具有绝对的“掌控权”,图经也能借此兴盛。而图经的衰落,方志的兴起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央权力的削弱和地方政治、文化意识的觉醒,中央和地方在“地方书写”的问题上是相互合作而又斗争的关系,南北宋之交的政治形势导致地方权力的空白,这一空白被地方政府和士绅阶层所填补,他们在地方事务上更具发言权,在地志的书写上不再遵照上层的意愿和规定,而着重于展现地方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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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旭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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